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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6月17日，罗布泊上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
然而要让氢弹真正具备实战能力，就必须有一种可靠的空投平台，能够让战机携带氢弹，在预定空域精准投掷，实现战术打击目标。
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，美国用了7年3个月，苏联用了6年3个月，英国用了4年7个月，法国用了8年6个月，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。
经毛主席圈阅和周总理的批示同意，南昌飞机厂开始研制强-5特种武器载机，空军和九院专门派人进驻工厂，商讨适合甩投氢弹的方案。
经过多轮的论证，最终选定强-5强击机作为氢弹投放平台，因为这种战机目标小，机动灵活，具备相当的突防能力，是挂载核弹对敌方目标进行突击的最佳理想载具。
为了适应运载氢弹的需要，强-5进行了大量的改造：取消了原有弹舱，然后在机腹部位设计一个较大的凹陷，采用半埋式方式挂装氢弹。
这样就增加了燃油携带量，机内燃油增至2155升，机外燃油增至1560升，共计3715升，很好的保证战机能够飞到核试验场上空完成甩投并返回。
还加装了上仰甩投瞄准具、高精度弹伞延时器、专用核弹监测与控制系统等设备。这一型号被命名为“强-5甲”，是中国研制的第一种核弹载机。
而在选拔执行这次任务的飞行员时，中央经过层层考核，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一位彝族飞行员身上，他就是杨国祥。一个从大凉山走出的“彝族之鹰”
1929年10月，杨国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洛河乡一个彝族贫农家庭。祖祖辈辈靠盘田种地和卖工为生，而他是家里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。
1948年，杨国祥考入峨山地下党领导的峨山中学，同年10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“云南民主青年同盟”，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团部骡马队指导员。
1950年，空军在全军选拔第一代飞行员，杨国祥成为整个玉溪军分区唯一通过选拔的人，被保送航校学习，从此成杏彩官方网站为新中国资助培养的第一代空军飞行员。
当年的航校条件非常简陋，师资也匮乏，教练机几乎是日军留在东北的老旧战机，授课的飞行教官甚至是投降的日本飞行员，用蹩脚的汉语配合手势为学员讲解飞行技术。
杨国祥听不太懂，但他比别人多花10倍的时间去琢磨。仅仅一年时间他就成为同期50名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的飞行员。
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杨国祥被编入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。战争结束后他回到部队继续钻研飞行技能，驾驶过10几种不同型号的飞机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。
1956年，在全空军部队大比武中，杨国祥代表沈阳空军参加由彭德怀元帅主持的空军大比武，一举夺得全国空军比赛第一名，成为空军历史上获得第一名的彝族飞行员，被誉为“彝族之鹰”。
1952年国庆节，杨国祥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，接受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。
在此后的岁月里，他先后参与改装战斗机、试飞新机型等工作，在我空军史上创造了17个第一。
第一个成功试飞超音速战斗机，第一个驾驶强-5飞机投掷氢弹，第一个用强-5飞机运载氢弹着陆成功！
正是这样一位技术精湛心理素质过硬的飞行员，被赋予了驾驶强-5甲执行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投掷任务的使命。
1971年12月30日，罗布泊戈壁滩的气温跌破零下25度，呵口气都能瞬间冻成冰碴子。
杨国祥坐在强五甲战机的座舱里，翼下那枚代号“狂飙一号”的氢弹重约2吨，长约2米，弹径约0.5米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。
中午12点20分，战机从西北核试验基地机场起飞，飞向距离基地300公里的罗布泊零号靶标地点。
为了这次任务，杨国祥已经完成了150多次模拟投掷训练，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，每一次飞行角度都反复校准。
离靶标20公里时，杨国祥左转对准靶标，高度从3000米下降到500米，速度增加到900公里/小时，随后打开解除氢弹的4道保险开关。
地面指挥所的仪器全部开动，摄影机就位，5架准备穿越蘑菇云取样品的飞机也已升空。观测区里所有人戴上墨镜，翘首等待那朵蘑菇云的绽放。
距离靶标只剩9公里。杨国祥轻轻拉动驾驶杆，战机仰角达到45度，他按照训练了无数次的流程，按下主投弹按钮，然后迅速完成上升翻滚动作，机头调转180度，拉好座舱防护罩，戴上墨镜。
与此同时，观察所的广播员开始计数：“零前10秒，9，8，7……”但蘑菇云并没有升起。
杨国祥也感到意外。座舱里没有任何投弹后的信号：指示灯不闪、仪表不响、机身没有那种熟悉的推送震动感。仪表盘上赫然显示着一行刺眼的红字：“投弹未离梁”。
氢弹竟然还牢牢挂在机腹下！“天山2号，2178报告，炸弹没有投放成功，请求应急投弹。”杨国祥立刻向地面报告。
“2178，可以应急投弹。”杨国祥迅速检查了各项仪表和操作流程，确认自己没有任何操作失误。
他再次调整航线，驾机在空中绕了一个大弯，重新进入投掷角度，按下备用投弹按钮。可仍然没有反应。
第三次，杨国祥启动了超应急投掷程序。他的手再次按向推脱装置开关，可是还是一样，氢弹纹丝不动。
此时氢弹的4道保险已经全部解除。这颗沉睡在机腹下的“巨兽”随时可能因为任何震动、静电火花或温度变化而苏醒。
而且强-5甲战机携带2吨重的氢弹后，最高时速只有900公里，在投弹失败的瞬间，从投弹失败到核弹可能因震动引爆，理论上只剩不到40秒的反应窗口。
更致命的是：油箱里的油仅够飞行半小时了。“跳伞是最合理的选择”，但他拒绝了，地面指挥中心的气氛瞬间紧绷。
周总理在试验前审查准备工作时，曾三次问过同一个问题：“万一投不掉怎么办？”
“什么事情都要考虑‘万一’的情况，只要我们准备了‘万一’，就不会措手不及了。”如今这个“万一”真的发生了。
按照预案杨国祥有三种选择：第一，驾机飞往沙漠深处，让飞机和氢弹同归于尽保全基地和人员安全，第二，在预定安全区弃机跳伞，让飞机携氢弹坠落在无人区，第三，冒险带弹返航迫降。
从指挥员到杨国祥本人，都非常清楚跳伞的后果。如果他弃机跳伞，无人操纵的飞机将像断了线的风筝，载着氢弹飘向未知方向。
即便是落在无人荒漠，只要氢弹一旦爆炸，所有试验数据彻底丢失，无数科研人员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，中国氢弹实战化进程至少要推迟数年甚至十几年。
这是最稳妥的保命选择。弹射座椅就在杨国祥屁股底下，拉动手柄就能保住性命。但杨国祥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拒绝了跳伞命令。
多年后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当时脑子里闪过的不是老婆孩子，是出发前首长拍着我肩膀说的那句‘国家把宝押在你身上’。”
带氢弹着陆，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从未有过先例。着陆时的冲击力、静电火花、跑道颠簸，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触发氢弹爆炸。
但杨国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枚氢弹凝聚了上万人的心血，国家的巨额投入不能白费，核心数据不能丢失，中国国防的这关键一步绝不能倒退。
经过层层请示，指挥员下达了命令：“同意带弹着陆！”随即，尖锐的防空警报响彻整个基地。
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人员撤杏彩官方网站离命令，西北所有无线电站全部关闭，区域内所有航班全部取消。基地近万名人员迅速撤入地下掩体。
杨国祥深吸一口气，驾机返航。从罗布泊靶场到基地机场，整整970公里的航程。
带着一枚已解锁4道保险的氢弹返航，每一秒都像在刀尖上行走。他必须保持匀速直线飞行，连转弯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机身震动触发引信。
油箱里的油只够飞最经济的航线。仪表盘上的油量指针一点点往下掉，比心跳还让人揪心。
座舱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杨国祥紧握操纵杆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的地平线。汗水从额头滑落，但他的手稳得像一块铁。
战机终于出现在基地上空。杨国祥对准跑道，开始下降。距离地面1米，他拉平飞机，主轮着地阻力伞打开！
氢弹挂架因为冲击力上下剧烈晃动，跑道上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有人当场腿一软就跪倒在地。
落地那一刻，他的耳朵里全是嗡嗡声。医生后来从他的耳道里抽出了5毫升血丝，那是持续高压导致的毛细血管破裂。
血氧饱和度已经低到危险值，但他攥着飞行员手册不撒手，嘴里反复问的却是：“弹体检查了吗？数据保住没？”
氢弹安全带回后，科研人员迅速展开故障排查。事故原因查出来后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问题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细节上。
原来是基地军械主任在完成氢弹挂装后，为了保证“百分之百的安全”，又好心地把挂架上的几个螺丝多拧了几下。
他可能是担心挂架和氢弹连接的牢固问题，但哪曾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导致了推送装置电路短路，使得燃爆弹无法工作，氢弹连投三3次都未能出舱。
为了验证事故原因，地勤人员在一架强-5飞机搭载试验弹时，刻意把挂架的几个螺丝多拧了几下，果然试验弹没有投出去。
一个螺丝多拧了四分之一圈，就差点让8万吨当量的氢弹投掷失败，差点葬送了飞行员的生命，差点让中国的核计划倒退数年。
这件事也深刻说明：在核武器试验和航空装备维护中，对细节的要求是何等的严苛。少拧一点不行，多拧一点也不行。
故障排除后，机务部门72小时没合眼，把投弹系统进行了彻底改进：将单线路改成双冗余设计，增加了一根手动备投绳，弹体挂钩上也安装了缓冲弹簧。
面对这位刚刚经历过生死的飞行员，大家犹豫了。但杨国祥坚定地说：“我认为完全可以下决心再次试验，我也做好了一切准备！”
1972年1月7日，仅仅在首次尝试失败后的第8天，杨国祥再次坐进了强-5甲的座舱。
这一次当他按下投弹按钮，机身猛地一轻——氢弹脱离机腹，划出一道弧线，向靶标飞去。
罗布泊上空，一朵硕大的蘑菇云腾空绽放。“狂飙一号”准时准点起爆，爆炸当量约8万吨。
“报告总理，试验成功了！”聂荣臻看着远处空中翻滚的蘑菇云，激动地对着话筒说道。
电话的另一头，周总理听到这一好消息后，第一句话就是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这次试验的成功，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了可靠的核威慑能力，氢弹真正从试验品变成了“实战武器”。
1975年，杨国祥被任命为空五师副师长，1978年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任代理师长，带领部队开赴广西前线年，担任昆明军区空军副参谋长，主管作战和训练任务。最终他以空军少将军衔光荣退休，成为我国空军史上少有的少数民族将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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